第十一講心得分享(第一組)

張貼者:2013年12月9日 下午7:4758期同學會
裕欽
愛團哈佛正義課第11講一場思辨之旅-Michael Sandel心得分享/羅裕欽
      
      在這一講一開始邁克‧桑德爾(Michael J.Sandel)與同學們進行討論有關「社群主張」的議題。他說:「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亞理斯多德的觀點有錯誤,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為使人們支持一個公平的權利架構,這其中,人們可以追求自己對於良善人生的概念,這是一回事;但若是冒著有強迫的限制性,將法律或是正義的原則強加於任何特定良善人們身上的概念,這又是另一回事。」可還記得亞理斯多德曾說過:「為了要研究理想的憲法,我們得要先找出怎麼樣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反對這樣的看法,他說:「憲法、法律和權利都必需是中立的,不可以支持或是鼓勵任何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會妨礙到自由的。」但亞理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告訴我們:「法律與城邦的目的都是為了形塑人格,培養公民的美德,追求公民的卓越,讓人們可以過著良善人生的模式。」

      另一方面,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則是這麼認為的:「憲法和法律的關鍵並不是培養和推廣美德,它的目的是在於設定好一個公平的權利架構,讓公民們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所定義下的良善」,從這比較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兩人之間對於法律、憲法和政治目的的看法,以及對於正義理論的差異了。潛藏在這些差異之下的,是兩種對於何謂自由人的不同定義,對亞理斯多德而言,只要我們擁有實現自我潛力的可能,我們就是自由的,這又讓我們必需討論所謂的適才適所,讓人安置在適合他們角色的位置當中,弄清楚到底我是為何來到這個社會,又如何活出我的潛力來,這就是所謂自由生活的意義。

      但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反對這樣的概念,他用他著名的:「自由就是可以自主行動的概念來取代,自由表示我可以遵照我給自己訂定的規範來行動,這才是獨立自主」,這樣的道德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看法同時包含了該個體是自由且獨立的自我,能夠選擇自己的目標,自我是獨立且自主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的願景,因為這所代表的是一個真正自由的道德人,我們並不會受限於任何傳統、歷史或是繼承血統的束縛,只要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都可以不予理會,在我們做出選擇之前,我們不受到任何道德的束縛,這也就代表著自由且獨立的唯一自我,我們是限制自己義務的唯一規範者。

      然而社群主義者對於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點,他們不否認這的確有其一定的力量存在,對於具有自由獨立選擇權的個體之見解也非常有啟發性。但他們認為這種觀點似乎在道德生活和政治層面中缺少了某種的面向,也就是不能將我們的道德經驗合理化,因為這不能解釋成我們通常認可和珍惜的某些道德和政治上的義務,這包含了集會結社、忠誠、團結的義務,以及其它的道德約束,甚至我們無法追溯到其立意的源頭。

      在這裡邁克‧桑德爾(Michael J.Sandel)教授引述了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給我們一個他稱做「敘事型自我道德的概念」,這是個對自我不同的看法,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是這麼認為的,人類基本上是一種會想像敘說故事的生物,這代表的是,我如果要回答「我的目的為何?」這個問題前,必需要能夠先回答前一個問題,也就是我是屬於什麼樣的故事背景下的人物?這就是他所謂的敘事型自我道德的概念。這和社群或是歸屬的概念有什麼關係呢?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表示,一旦你接受了這個敘事型自我道德概念的看法,你就會發現我們不可能單以個體身份去探詢或是執行美德,我們都必需背負著某些特定的社會身分來適應度過目前的狀況,我是某人的兒子或是女兒,我是某個城市的居民,我是屬於這個家族、這個部落、這個國家,因此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認為,良善於我而言,也必需對扮演這些角色的人是良善的,我從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部落、我的國家所繼承來的不同的債務、特色、期望和義務,這構成了我的人生架構與道德起跑點。就是這個部分給了我人生的道德特殊點,這就是我的敘事型自我道德概念,這個概念將自我當作某種程度上受到自身繼承的歷史、傳統的約束,受到自身所處社群的約束,這不只是心理上的約束,更必需包含道德上的約束,因而我們無法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更自由,同時還必須思考我們該做的事情,這些都必需要考慮到上述我們提到的重點。
      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認為,讓背負這個敘事型自我道德概念的人的看法,與當代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比較就會發現彼此間的衝突,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看,我是我自己選擇要成為的人,或許血緣上我是我爸爸的兒子,但我不能夠為了他的所作所為而負責,除非我選擇要承擔這樣的責任,我不能為了我的國家所作所為而負責,除非我選擇要承擔這樣的責任。但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認為,這樣代表了某種道德上的淺薄性,甚至是盲目性,這樣的盲目性對於所謂應有的歷史責任視而不見,而他認為這些責任是由歷史記憶中所產生無可避免的集體責任。
      他舉了一些例子,這些個體主義就像是當代的美國人,不願意為了南北戰爭前奴隸制對美國黑人的影響負責,因為他們說:「我從來沒擁有過任何奴隸。」或是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出生的德國人,他們認為當年納粹主義份子對猶太人殘暴屠殺的所作所為,和他現在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道德上的連結。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認為這些歷史健忘症的行為累積起來就是某種的道德棄守行為,一旦你知道我們是誰,找出我們的責任,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說,這樣的意義不能夠和定義我們生命的記憶有所分離,他說這樣的對比在敘事型的論述中是很清楚的,因為我的人生故事總是會和我生活發展的社群息息相關,我背負著過去的歷史而誕生,但卻想要切割過去,這會讓我目前的關係扭曲變形。所以阿利斯泰爾•麥金太爾(Alistair McIntyre)的看法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聲明,認為自我不能、也不該分離於過去隸屬團體的歷史,也就是所謂歸屬的故事之敘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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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松
 
第一組108號張明松”正義第十一課”讀書心得:102/12/03
    自從研讀完正義第十一課,這一陣子腦筋一直在思考”是正當優先於良善?或是良善先於正當?”從康德(Kant)和羅爾斯(Rawls)的看法是以正當性為重,而亞理斯多德則認為道德優先。這種分別和我們常說的”情理法”、”法理情”或”理情法”是否類同?對於一件事物的論述,是”法”優先,”理”優先或是”情”優先?在本課的討論中,可以提供一些思維。
    課程中談到社群主義者,他們的看法和亞里斯多德較為接近,認為正義思考不能離開情感和目的,並且正當性不能優於良善性。因為人類基本上是一個說故事的生物,人類一定脫離不了社群歸屬。我們是某人的子女、隸屬於某個社團、家族、城市、國家……,這是多數人無法改變的。因此你對於某個社團特別關心,甚至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是正常的。
    本課中舉了數個例子說明對於社群的忠誠度,例如在大學時有室友作弊,多數人不會舉發;美國內戰時,南軍主帥李將軍拒絕林肯總統要求他統帥聯邦北軍的要求,因為他不願意率領軍隊攻打自己的家鄉父老;美國麻州大學校長巴爾傑不願意舉發被通緝的兄長下落,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協助警方逮捕家人的義務。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一個人的忠誠度會因為其所屬社群關係的親疏有所不同。此點和自由主義者所彰顯的正當性優於良善性有別。
    不過若太強調良善,加強道德的重要性也會有所偏跛。因為什麼道德是一定要具備的?何種品德是絕對的?會不會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甚至造成不同族群、宗教的衝突和紛爭。
    最近一則台南善化法拍屋新聞就是社會正義的很好例子。台南善化一單親莊女士,獨自租屋撫養三個子女,數年來好不容易存了四十餘萬,今年初以兩百餘萬拍得一法拍屋,卻因為是兇宅(事先銀行及法院皆未告知),所有銀行不願意代墊80%餘款,以致莊女士無法按時赴法院付清餘額,造成該屋再拍,法院並要求莊女士賠償兩拍間的差額三十九萬。莊女士不服多處申訴,由於輿論壓力,原債權銀行願意吸收此差額,歸還三十九萬,但莊女士認為銀行及法院對於弱勢民眾不符公義,寧願不領回款項,也要爭取道理。此事件尚在進行中,不知結果會是如何,但給社會大眾上了寶貴的一課。
    若是正當優先於良善,則法院及各家銀行依法行事,不去考慮莊女士的背景及立場似乎是無可厚非;但若良善優先於正當,則銀行既知兇宅,則法拍時應公告週知,且兇宅並不成為不予貸款的理由。希望此案會有圓滿結局,也為未來的類似案件找出更佳的做法。
    或許人類社會本來就無法有絕對的標準,是非對錯可能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而不同。身處於今日的社會,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這把尺只有自己清楚,也會有你自己的原則和堅持。今日的你是你身處的家庭、社會、周圍環境……,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所形塑而成的。對於正義的大原則,你的堅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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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穗
 
正義課第十一講心得

這堂課一直圍繞著一個問題在討論:有沒有一些道德義務,既非同意,亦非自願,但卻是個人繼承所屬群體的成員義務(或團結義務)?過去談論的自由主義將義務分為兩種:一種是人類彼此之間的自然責任,也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例如尊重、正義等。另一種義務則源自於同意,是一種社會契約,具有特殊性,例如我同意幫你修理馬桶,我同意幫你油漆房子,我就有義務說到做到。不管是康德的「自主意志」、「自定規範」,或是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背後的假想契約」,二者均將道德行動獨立於個人目標或情感之外,並不參照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
但Alistair McIntyre提出了另一種「敘事型自我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下,每個人都背負著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因為我屬於某個家庭、某個城市、某個國家、某個種族,我從這些歸屬群體中,繼承了各種不同的債務、期待、義務……,這構成了我的人生架構,我的道德起點。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因為這種繼承,賦予我生命的道德特殊性。依此觀點,我們對過去的歷史負有與生俱來的責任,國族對歷史的錯誤,過往的不義,都存在著集體的責任。然而,這樣的概念卻一直帶有爭議,尤其是國族是否該為歷史上的不公義而公開道歉的問題,更是爆發多場唇槍舌劍!
對我來說,我願意支持並相信除了自然責任和自願義務之外,還有第三類的道義責任,也就是團結義務(或成員義務),這個義務的對象不單只是個人,而是和我們具有共同歷史的人。老師在課堂中提及的家庭義務(父母對孩子的養育,或孩子對父母的照顧)、以色列對衣索比亞猶太難民的拯救,我都認為是天經地義,不覺得有任何歧視或不公,然而,這些例子都是發生在當下的事件,這些人都是和我們處於同一個時代、和我們緊密相關的人,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義與責任,但對於先前提到的「國族應對共同的歷史錯誤負責」,我卻不禁有一個疑問:到底這樣的社群責任,範圍應該涵蓋多大?時間應該追溯多遠?有沒有一個歷史的終結點?每一次的公開道歉,到底是對加害者的錯誤進行補償,還是又加深受害者的意識,勾起舊怨,引發新仇?道歉賠償對政治社群到底是療傷還是傷害?相信是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的複雜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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