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7愛的花園專訪(11):兒福聯盟督導.王美恩老師~讓生命更美好更優質~孩子有活下去的權利

張貼者:2011年3月17日 上午7:2512期同學會

2011317  星期四
題目:讓生命更美好更優質~孩子有活下去的權利
主持人:蕭慧英
來賓: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專案督導、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王美恩老師

訪談大綱:

1. 終結霸凌書中使用了卡通哆啦A夢的主角:大雄、胖虎、小夫。請問美恩老師寫這本書的動機。
2. 
因為媒體的報導霸凌就變的很可怕,霸凌是不是也不該被污名化?
3. 
終結霸凌書中運用「ORID」對話模式,幫助孩子從「心」開始,遠離霸凌。美恩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ORID」對話模式。
4. 
終結霸凌一書是一本關於同理的尊重對待方法,美恩老師說同理心不光是用教的,最重要的是要儲存「被同理」的經驗。如何讓孩子感受到「被同理」?
5. 
當孩子學習環境發生霸凌狀況時,父母該怎麼跟老師溝通,要不要協助介入班級經營?


2011317  星期四
題目:讓生命更美好更優質~孩子有活下去的權利
主持人:蕭慧英
來賓: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專案督導、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王美恩老師

日本的「霸凌」研究文 / 盧玲穎
這篇文章要談一些日本對於「霸凌」事件的研究。相較於歐美國家,日本的校園文化及教養文化與台灣更接近,而日本學者們累積近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或許能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啟示。
排擠是日本校園中最嚴重的欺負事件
日本大規模的「霸凌」相關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1984年,日本發生了十多起學生自殺事件,教育當局在調查過後,發現許多自殺事件與學校中的欺負事件有關。他們也發現學生留下的鉅細靡遺的遺書,這些遺書常描述他們在學校內如何受到欺負、以及周遭成人如何無法協助他們。學者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校園調查,企圖找出校園欺負現象的特徵、以及可能的改善方法。

日本學者強調日本的「霸凌」有其根植於日本文化的特性。因此即使在英文文獻中,許多日本學者仍堅持用「Ijime」這個仿日文發音的英文字,來描述在日本校園中的欺負現象。因為他們發現,這些事件雖然類似於歐美所定義的「霸凌」,例如這些行為是長期的、重複的、針對個人的,但在日本,常被歐美學者討論的肢體暴力事件並不是欺負事件的大宗,反倒是過去較少被搬上檯面討論的排擠、排斥等行為,是日本校園內最常發生、也對學生影響最深的欺負事件。
日本學者觀察到許多「集體對個人」的霸凌,亦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續地欺負、排斥(忽視或隔離)、嘲弄一位被大家定義的弱者。這樣的欺負表面看起來不如肢體暴力有殺傷力,但其實負面影響驚人。一位自殺的日本學生在一張紙條上就留下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對我很冷淡,我無法相信任何人。」(1)
1The Japan Times Online,OCT. 28, 2006. Bullying still a school proble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1028a1.html


而日本校園中的欺負行為,又往往是以班級為基礎,學者發現常有全班同學共同排擠某位同學的狀況。同時,日本學者強調,排擠與嘲弄他人的學生可以是任何人,部分所謂的好學生、或看起來相當平凡的學生,在排擠、嘲弄、或鼓動他人排擠同學時,並不會比較仁慈。
集體文化的影響
日本學者也試著尋找那些造成、或促發這些「集體性欺負現象」的因素。
常被提到的是日本的「集體文化」的影響,因為日本是一個要求「服從」以及「集體」的社會,例如日本有一句常用語是:「只要有人去排隊,你就去排」。而在日本的學校裡,密密麻麻的校規往往是希望學生們維持「相同的樣子」。在這種氛圍下,只要你是「不合群的」、「不一樣的」、或「不符合規定的」,就有可能被排擠。
學者的發現是,當加害者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欺負某位同學時,常見的回答是:「那個人很自私不合群」、「那個人的舉止不得體」、或「那個人不守校規」。一位成績很好、參與活動也很積極的八年級學生,在被問到排擠同學的原因時說:「我不覺得排擠別人的人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因為,如果全部的人都討厭某個人,那個被討厭的人一定有什麼問題。」(2)
2: Akiba, M. (2005) Nature and Correlates of Ijime – Bullying in Japanese middle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3) 217-236.

在這裡,「集體化」的概念深植人心,因為這些學生無法融入集體,所以是「大家不喜歡的」,因為是大家都不喜歡的,所以大家有權力處罰他。
校園文化的影響
除了社會上的集體氛圍,日本的校園文化也是學者提出來討論的要點。有學者認為,日本學校裡主要教學生功課,而不是教學生互相相處,這不但無法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衝突,也讓學生更容易複製日本校園內的威權管理概念。
許多學者也認為,日本學校內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間的欺負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在一份針對767位國小與國中教師的研究中,就有三成國小老師和四分之一的國中老師,認為他們自己在教學時所說的和所做的,可能催化了學生間的欺負行為。例如,當老師以帶有貶抑地位的方式喊學生,或者當老師用體罰、嘲弄、或是貼標籤的方式來懲戒學生時,他們用來貶抑或處罰學生的不當說詞,常會被學生引用來嘲弄別人。(3)
3. Cited in Yoneyama & Naito,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24(3), pp.315-330
2006年日本發生的一位學生自殺事件,就是一個這類事件的極端結果。這起發生在日本福岡的學生自殺事件,經過當地教育單位調查後,發現這位學生先是在課堂上被老師嘲弄是「偽君子」,然後開始被全班排擠。更糟的是,這位老師還在課堂上公開這位學生的父母與他自己的對話,然後嘲笑這位學生是騙子。(同註1)
在這位學生自殺後,這所學校的校長公開向全校學生道歉,表示這位老師的行為是這位學生被欺負的催化劑,而日本教育當局,也更謹慎反省教育者在校園欺負事件中的角色。
正視與觀察
對日本來說,多年來針對霸凌的討論與研究,讓他們更清楚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讓他們對於造成欺負現象的環境和校園環境有更深的理解。他們在校園中推動的防制計畫,也有一大部分,是要求教育者帶著學生一起正視校園內的欺負現象,教師會要求學生寫出他們所遇到的欺負事件與心情,並協助學生一起討論遭到欺負的感覺。而許多教師也透過這樣的過程,反思某些自己習以為常的作法,同時發展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日本的研究也可以給台灣一些啟示。首先,日本很清楚地描繪出了其校園中最常出現的欺負現象,並針對其尋找可能成因。這種對於存在事件的探究與描述,是找出改善方法的重要的第一步。然而,在目前台灣媒體將許多不同種的欺負現象都歸類為「霸凌」的氛圍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校園欺負現象很少被討論,而這種對現象的含糊理解,不僅會阻礙人們正視校園內的狀況,更會讓教育者無法針對不同的狀況要求不同的協助或提出不同的改善方法。
另外,日本當局雖然多年前就開始持續追蹤校園欺負事件,其回報數字也在2000年後緩慢下降,但在2006年,幾件同時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又引起大家的關注。這顯示面對校園欺負現象沒有特效藥,需要的是教育單位、家長、以及造成社會氛圍的所有大人長期且持續的努力。這些努力必須不流於表面,就如挪威學者奧森所說的,校園內面對各種衝突時一定要有「嚴肅的討論」,唯有謹慎的協助學生回想及思考事情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傳達「這件事很重要」的訊息給學生,也可以讓學生感受到大人在意的是「行為」,而不是要對他們個人下價值判斷;也唯有當學生釐清了行為的意義,並肯定自己有能力改變時,他們才能夠真的改變。

參考資料:
1. 日本教育統計. Retrieved December 10th, 2010
2. Fukuzawa, R. E., & LeTendre, G. K. (2001). Intense years: How Japanese adolescents balance school, family, and friends.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3. Natio, T. Bullying and Ijime in Japanese school: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January 25th, 2011
4. Rios-Ellis, B., Bellamy, L., & Shoji, J. (2000). An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ijime and their prevalence within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3): 227-241.
5. Taki, M. (2001). Japanese School Bullying: Ijime-A survey analysis and an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school. Presented on 19th October in 2001 at Queen’s University in Canada.
6. Treml, J. N. (2001). Bullying as a social malady in contemporary Japan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4(1), 107-117.
7. Yoneyama, S. and Naito, A. (2003) ‘Problems with the Paradigm: the school as a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bully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3): 315-330.
盧玲穎,人本教育札記前主編、人本教育基金會專案研究(http://pnn.pts.org.tw/main/?p=2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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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專案督導、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王美恩老師
出版書籍
  1.
終結霸凌:洞察孩子內心世界,打破霸凌的惡循環 
  2.
《馬總統2011國際書展指定選書》《總統夫人周美青真情推薦》
  3.
《第一本給父母家長和教師完整有系統的霸凌預防專書!》

引言
生命權~攜子自殺/自殺/玫瑰少年葉永誌事件/如何活出優質生命
「兒童權利宣言」在1959年時由聯合國大會中通過,是根據「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與精神制定的,是全球人類對兒童權利共同發展的目標。兒童權利宣言的內容,60年來在聯合國大會裡不斷被提醒要以行動付諸宣言中的承諾,甚至推動世界各國立法界定屬於兒童的保障。
去年的四月,台中台中發生一起曹姓女童與母親燒炭自殺的案件,由於該案已有社工員及警察等相關專業人員介入,但仍無法挽救該名學童的生命,而引發整個社會的關注。攜子自殺已成為國內重大的社會問題,依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攜子自殺專題小組蒐集六家國內媒體「攜子自殺」報導後發現,報載攜子自殺案例在民國81年時僅有4件,但到了94年卻已高達32件,數量足足成長至八倍之多,而自殺方式則以吞食安眠藥後,燒炭自殺者居多數。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清楚揭示「兒童與生俱有生存的權利」,「日內瓦兒童宣言」也指出兒童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並非隸屬父母的財產;亦即就算是父母親也沒有權力決定孩子的存亡。但眾多攜子自殺的新聞,均顯示這些兒童人權的觀念,在台灣社會仍未徹底落實,這不僅損害了兒童「生存」的權利,父母也可能因為代替子女決定一死百了,讓他們更傾向逃避現實,而選擇走上絕路。這些似是而非的想法環環相扣、交互影響的結果,導致家庭悲劇不斷發生。
父母擁有子女的「教養權」而非「所有權」,父母雖愛自己的子女,卻可能因觀念的偏差,搖身一變成為親手斷送子女生命的劊子手,其情雖然可憫,但其觀念與行為卻傷害了兒童最基本的生存權益,且已觸犯刑法的殺人罪嫌,實在是錯誤而不可取。
另一個現代孩子生長困境是自殺,現在全世界各國都有同樣有比率疾升的問題,在印度每天有16個學子自殺,台灣過去的統計則是約每過四天就有一位在學學生自殺,這都是以死亡為結果的統計,除了車禍造成的意外,自殺已凌駕青少年死亡的順位,如何培養孩子有正面存在的態度,是所有接觸孩子的教育環境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根據研究發現許多自殺事件與學校中的欺負事件有關。自殺事霸凌事件的極端顯現,因此校園霸凌的終結,是提升孩子優質生命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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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好夥伴201103170810010.Mp3
(17462k)
12期同學會,
2011年3月17日 上午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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